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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家乡紧挨界河滩,那是一条流淌了几千年的季节河,如今已被垃圾和果园侵吞得七零八落。筛河石已成为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
这也是我未能驾轻就熟的农活之一。记忆中的筛河石,是在以生产队为单位时,村民们因为生活所迫,或者是受三自一包的影响,也算就地生财,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批过,反对物质刺激时也拿这说事儿。毕竟,农民自由组合,收入大部分归生产队,乡亲们挣提成,与大锅饭是不一样的,那是需要起早贪黑的劳动,需要每一个互助组通力合作的。冬季是筛河石的最佳时期,其他的季节只要农闲了也是可以去筛的。
插组是很考验群众基础的,那些干活奸猾的往往需要队长出面说合,才能被吸收进去;年老体弱的,也大多被晒在一边,因为和挣工分不一样了。我的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回老家务农,我曾经写过,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,但是却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。在筛河石问题上,他举双手支持,因为他家也缺零花钱儿,但他不参加任何组,而在家修养,别人戏谑说是坐月子。他写一手不错的字,但多年的胃病成了他拒绝重体力活的最好借口。
后来,我知道,那也是顾全大局吧。我的姐姐,小学上的没几年,就因为家庭的贫困,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的责任。冬天,姐姐有时筛河石回到家,中午饭老是不熟,她也嗔怪,招来的往往是父母的训斥。只因为她是我们兄妹们的老大,没有人理解:冬天日短,午饭迟了会影响下午干活的。
界河滩有分布较广的铲坑,即筛河石开挖的坑,有的因为太深或者临近道路而废弃。正在使用的,深的有十来米,往往中间设置一个土坡。那个在下边抡洋镐的壮汉,还要用铁锹连沙子带鹅卵石,准确地扔到上边的第一个接筛人中。人全的话,四五个人,每个人一把筛子,流水作业:先筛土,然后是土筛子,再是零点五的,接下来是一公分的,二公分的如人少,可分段完成。虽然那时生活困窘,人们还是讲究卫生的,普遍的是脚上有自制的蒙脚布,都有一个粗布包袱抽在胸前,女人头上有围巾,男人头上戴帽子,遮盖沙土,挡风御寒。筛河石要看风向的,有时风无定向,何况这本身就是脏活儿,所以哪个回家都是尘尘土土的。
上小学五年级时,因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,我们冬季以班为单位筛过河石。说是筛河石,其实不过是拿着筛子打扫人家的战场,利用别人现成的坑铲几下,根本没有长期作业的打算。但现在想起来,开心啊,尤其是劳动告一段落,同学们将几种河石按类别堆放,然后弄成梯形,计算体积有多少,做上属于我们的标记,托付给家长们销售。那不是社会主义劳动大课堂吗?
邻村东渝河村的筛河石,要穿越我们村。因为两个村历史上有点疙疙瘩瘩,外来买河石的车有不少一早一晚的,平时生产队的大车也运输,是运往县城边西南的陵山坡脚下,等待装火车;村里专有人负责看管和联系运输的事。那时就有偷河石的,东渝河村的尤其对此不满,认定是我村的人捎带脚儿偷卖了,又难以抓住把柄,免不了指桑骂槐。我村有的听了,故意做出幸灾乐祸的样子。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上,你能奈何啊?
曾梦想筛出宝贝,但除了圆滚滚的石头就是大大小小的沙子,偶尔筛出件铁器,比如像剑一样的,即使锈迹斑斑,也会给人们带来无限遐想:当年的杨六郎大战辽兵,这里不是传说他一剑扎透了河底吗?在这一亩泉的源头,曾经是金戈铁马、惊天动地啊。我家中现在一把镐柄,就是筛河石弄出来的,估计是1963年洪水冲下被掩埋的,至今仍光滑,很硬实的。我第一次连着几顿吃高粱,就是我姐姐筛河石的收获。
我不知道,姐姐他们是怎样羡慕人家用高粱喂牲口的,是怎样感动人家救济不能温饱的山区百姓。因为1963年洪水爆发,我们村有不少旱地。我记得人们利用冬闲起自留地,就是把上边的好土放一边,把下边的河石筛了,然后再平整。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,村里有几户出了名儿的勤谨,真是披星戴月。
不久,石碴厂建了起来,大型洗石场开了起来,手工的筛河石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像我这个年龄的人,说起筛河石,只是沾上个边儿。现在的农家,有洋镐和小推车的日渐少了。我于是庆幸自己筛过河石,有这零零碎碎的回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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